您能否也简单地谈一谈？ 【刘老】1978年我写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一文，文章是写在三中全会之后、六中全会之前。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对人类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公平是一种意志关系或权利关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伦理学、法学的研究对象，而效率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是工艺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美国还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和战争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竭力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是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政策。至于市场经济由于其自发性盲目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一是有关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该到经济中去寻找。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

当然，公平和效率问题又和经济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奚：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无论对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用先进的、科学的生产方式来改造农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而中国的工业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广大乡村分散。一方面要回顾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的增长方式。但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寻求出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参照世界发展历史。

其次是教育普及远低于潜在可能的速度。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1995年以后的十年里，国民经济增长1.38倍，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那么多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呢？所幸，这种状况自2005年以来终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更深刻的教训在于，我们过分看重了特殊性，忽视了普遍性。原来认为，农村工业是中国的特点，没有想到在100多年前，这也是德国的实践，而且德国也同样压低工人工资，同样广泛地兴起过家庭工业、农民兼做工、廉价小商品、靠低成本挤入国际市场，甚至还有生产伪劣商品等等。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

在民工荒的情势下，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其实，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着许多共同规律。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我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世界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以及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三次产业阶段鲜明、依次推进的老路，而应当三业并举。

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中国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50多年里工业化道路非常独特。

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多年来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质无非是工业化国家早已遇到过的城市化问题。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发展更如决堤之水。即使考虑统计低估，迄今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明显超过工业，也达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或者说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前进，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尽可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这种说法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

看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我常想起红楼梦里所说的清明灵秀之气，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但在中国这个超级公司上这一点却并不适用，首先这个超级公司压根不履行公布信息的基本义务，所以几乎无假可揭，任何上市公司必须履行公布财务信息的义务，以向投资者负责。

这种转型将伤害很多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百姓自己，但只有这种阵痛才能打破这种冲向悬崖的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上一条真正的稳健发展之路。日本大概劳动力的勤勉贡献率在50%以上，科技原创力也不错，但比美国要逊不少。

近看，中国的科技创新系统的腐败和低效率众所周知，大量成果都是糊弄人，汉芯造假这种糟蹋了纳税人上亿的丑闻居然不了了之，因为这种潜规则实在太普遍了。苦难并不是中国人民所独有，电影愤怒的葡萄中描写的景象，发生在美国的经济萧条年代，今天的中国农民遭遇并不比那时的美国农民好，那时的美国农民就开着卡车到处找工作，反讽的是我们却把这个时代称作崛起，称作盛世。

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那时再回过头，看今天一帮宣扬奇迹论的学者专家，他们或因为愚蠢或因为无良，扮演的是庄托儿的角色，简直和股市黑嘴差不多。一方面那些以学术包装的陈词滥调不能说服我，我朦胧的觉得他们的逻辑混乱，但对于经济增长这个论据却无法反驳，而且人家毕竟是学者。我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就是无法掩饰对自己的祖国现代历史的痛心。

操纵舆论，制造概念，适时放出消息，来误导散户。只有把中国的问题也拿到台面上来，才能在争论中形成全社会健康的共识，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经济政策的失误和代价，才有希望走上一条新路。

以此来比照一个国家，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简单，无怪乎同样三种理由。就算有用武之地也很难发挥到建设性的领域，比如林达讲的那个故事，互联网本来是苏联率先发明的，可享受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福利的却是美国老百姓。

我以为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家，只要先搞清楚一个普通家庭何以富裕就一目了然，我归纳为三点： 第一，依靠资源，比如你家院里恰巧有一株市场紧俏的千年古茶树;或者靠老祖宗攒下了良田千顷。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的社会不公正让人习以为常。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中国更厉害。不能不承认，不按通行的牌理出牌而把把能赢，这确实非常牛逼，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客观效果是越来越让世界重视中国，也让中国人越来越有自信，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国人高兴的事情。其中有的人比较仁义，会努力替大家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让伙计们挣大头，伙计出了事故还会掏自己的钱来救济，这样的包工头往往比较受拥戴。当然大跃进那样年代老百姓苦的够呛还饿死人，是中国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例。

这种恢复性的增长不该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固然我们可以感到庆幸，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和包括邓公的一些政治家的努力，中国没有走上北朝鲜的道路。这种增长的一个副作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难辩驳的论据，也就是，谁也别想来教训中国，那些发达国家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上课，你们有20年连续的高速 GDP增长么？这一条论据就可以雄辩的证明中国现有的社会运行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只要照着这条路径走到黑，只需要一些技术性的强化完善，中国即使付出一些阵痛代价，也必然可以实现伟大复兴。

我们普通老百姓之所以没有直观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资源颇多，不像家里的下蛋老母鸡，杀了几只还剩几只都能数清楚，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的自然资源可以照现在的样子不断发掘。这种扼杀国民创造力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全中国只有伟大领袖一个人的头脑还有思考的权力，其它几亿个大脑都不能创新，只能学习伟大领袖的指示。

没有指令，细胞不敢分裂，大肠不敢蠕动，这样每一个细胞都团结在一起，能够实现伟大的飞跃。让我想起王朔的小说《痴人》中的气功大师，修炼出控制神经和血液流速的能力，把体内各组织团结得象一整体，每一个指令都将得到贯彻。